“我倒覺得偶然的發(fā)現(xiàn)未必帶來很大的興奮，反而是有規(guī)劃的發(fā)現(xiàn)更加激動人心?！?span style="display:none">fMX即熱新聞——關注每天科技社會生活新變化gihot.com
作為一個考古人，張海的這個觀點顛覆了很多人的既有觀念——即考古是一種主要依靠運氣的學科，誰發(fā)掘到有價值的文物誰就能取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如果先有了學術思想支持下的推測，再得到考古學的驗證，那才是更讓人興奮的。
這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長聘副教授正是這樣實踐了他的這個理念。近年來，北大聯(lián)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基于古DNA親緣關系鑒定技術，綜合考古學、人類學、穩(wěn)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年代學等多學科交叉，對距今約4750—4500年的山東傅家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的大汶口文化）進行了研究。
這項研究的歷史背景是宏大的。1861年，瑞士人類學家巴霍芬在《母權論》一書中，首次提出人類社會的童年曾普遍存在一個母系社會的發(fā)展階段。這一觀點被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于1871年進一步系統(tǒng)化，構建了從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會進化序列。這些理論得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評價。然而史前母系社會存在的有力證據(jù)一直缺乏，只有考古發(fā)現(xiàn)的雕像、女性用品和民族志、文獻記載等依據(jù)。
該研究于6月4日在《自然》雜志以article（論文）形式發(fā)表，從項目準備到最終發(fā)表前后歷時4年，在世界范圍內(nèi)首次確證了史前母系社會組織的存在。
古DNA是這次考古學問題研究的核心方法之一。作為該研究的通訊作者之一，張海說，希望能通過這樣的研究來建立古DNA技術和考古學研究結合的新范式。在過去，考古學研究都是“透物見人”，即以出土文物來“間接”復原古代人類社會；現(xiàn)在則是直接以人類遺骸研究人，“希望有更多的古DNA研究支持在這方面走得更遠、做得更好”。
1 學科如何交叉
《中國科學報》：你們的研究是如何開始的？多學科團隊合作又是如何進行的？
張海：
十多年前，就有研究者采用古DNA方法研究了傅家遺址。那時候只發(fā)現(xiàn)了南區(qū)墓地，加上當時的古DNA才發(fā)展到第一代測序技術，只能通過線粒體高可變區(qū)序列推測傅家遺址是母系社會的可能性，但卻無法給出確證。
2021年，本研究通訊作者之一寧超研究員從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回國加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他擅長古DNA技術，于是就提出能不能做古代個體的社會關系的研究。當時國際上流行使用第二代古DNA測序技術做群體遺傳學研究，即追溯人群的來源、混合、遷徙以及演化過程，而親屬關系、社會制度的考古研究剛剛開始（傅家遺址研究之前，我們在河南淮陽平糧臺遺址研究也采用了古DNA技術確定了一個龍山文化的擴大家庭，鑒于當時只有三個樣本，研究成果發(fā)表于iScience，算是我們應用古DNA解決考古學問題的第一次簡單嘗試）。
這時候，我們就想到了山東大學曾經(jīng)做過的傅家遺址考古研究，在聯(lián)系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后，孫波院長非常支持我們的工作。就這樣，我們又重新啟動了傅家遺址古DNA研究。
有關傅家遺址古DNA研究的工作，我們是和北京大學生物醫(yī)學前沿創(chuàng)新中心（BIOPIC）黃巖誼、龐玉宏團隊合作完成的。因為他們在北大有很好的古DNA研究的基礎，并完成了八里崗等遺址的古DNA研究工作。
另外一個重要的契機是，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昝金國剛好在2021年發(fā)掘了傅家遺址北區(qū)墓地，它和南區(qū)墓地都在一個遺址，但卻有不同的線粒體分型，都是跨越了250年至少10代的墓地。這樣的話，我們就得到了關鍵的證據(jù)：一個聚落的兩個氏族。
如果只有一個墓地，我們還不能確認它是不是氏族。因為氏族是施行外婚制的，需要有兩個以上互相通婚的氏族，才能確定氏族組織存在的完整邏輯鏈條。另外，究竟是氏族還是同一個老祖母的大家族，也需要全基因組判斷血緣關系。所以，我一直覺得發(fā)現(xiàn)北區(qū)墓地是我們最大的“運氣”。
另外，我們還要知道當時氏族社會的組織特征、人口規(guī)模、生業(yè)模式與生產(chǎn)力水平等關鍵信息。我們又邀請中央民族大學嚴實副教授團隊負責有關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研究工作、四川大學考古科學中心王學燁副研究員負責穩(wěn)定同位素研究，最終形成了一個史前母系氏族社會存在的完整證據(jù)鏈。
《中國科學報》：你和寧超研究員的合作是如何開始的？
張海：
盡管我個人興趣廣泛，但因為能力有限，做考古集中在中原地區(qū)和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其他地區(qū)雖然也在關注，但投入精力少。多學科方面，我對環(huán)境考古感興趣，主要是因為我覺得考古學的基礎是田野考古，田野離不開環(huán)境基礎，或者說環(huán)境考古是考古的基礎。
至于和古DNA技術的整合，完全是因為寧超到了北大。我們都對對方的研究感興趣，并且我們相互都尊重對方的研究領域。他進入到了我研究的核心領域，我也進入他研究的核心領域，大家在一起合作非常開心，最終才有機會一起深度合作產(chǎn)出創(chuàng)新性的結果。
《中國科學報》：只靠古DNA技術是無法完成這項研究的，所以你是怎么理解學科交叉的？
張海：
古DNA技術雖然是這項研究的關鍵，但并不是全部。因為本研究的科學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邏輯主要源自人類學和考古學，所以就需要多學科共同完成這項工作，形成嚴密的相互論證。
對這個交叉研究的項目，我有一個重要的心得，就是研究團隊的每個學科成員都是本行業(yè)的專家，而不是“跨界專家”。實際上，審稿過程中，四位審稿人來自四個不同的學科，分別提出了極為專業(yè)的意見，包括群體遺傳學、考古學、人類學、穩(wěn)定同位素。
正是因為我們團隊中每個方向都有懂行的人，最終才能有效解決深層次問題，所以學科交叉不是讓我這個考古人去學古DNA技術、穩(wěn)同技術，然后就自以為是專家了。我一度自認懂一點穩(wěn)定同位素知識，以前也用穩(wěn)定同位素數(shù)據(jù)發(fā)表過文章。但在這篇文章的審稿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自己差得很遠，完全是“井底之蛙”。有了王學燁老師，我們才順利補充了實驗，滿足了審稿人苛刻的專業(yè)要求。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大家能聊得來。共同的“交叉興趣”其實也很難得。如果你只關心你的科學問題，我只關心我的科學問題，最后也很難搞到一塊兒去。
張海
《中國科學報》：作為一個文科領域的學者，你覺得文科研究和理科研究有哪些不同？
張海：
各有優(yōu)勢，也各有所短。比如，文科生有發(fā)散思維，想問題比較全面，但頭緒往往很多，缺乏邏輯閉環(huán)、量化分析和嚴密論證。還有一些文科式研究容易走到簡單分類式、定性式甚至給人“戴帽子“的極端方向上。對文科生來說，學習一些理工科的嚴密邏輯和用”數(shù)據(jù)“來說話的思維方式是很有必要的。
2 改寫教科書
《中國科學報》：為什么母系社會問題這么重要？你為什么這么關注古DNA技術？
張海：
母系社會是現(xiàn)代民族學和人類學研究中已經(jīng)廣泛確認的一種社會組織形態(tài)，但在人類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母系社會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是一般狀態(tài)還是有特殊性？
有一種觀點認為，人類歷史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的轉變，即文明起源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社會組織從血緣到地緣，并伴隨著私有制和國家的出現(xiàn)。母系和父系都是血緣組織，顯然研究古代母系社會組織是研究文明起源不可回避的問題。但在過去，我們沒有條件準確判定古代個體之間的血緣關系，現(xiàn)在古DNA技術可以了，所以自然會吸引很多人的關注。
《中國科學報》：母系社會研究跟中學教材關系密切，你也參與過中學教材的編寫，所以在做傅家遺址研究的時候有改寫教科書的感受嗎？
張海：
我們做這個研究當然不會首先考慮教科書，也不會以教科書為科學問題的起點。但研究結果客觀上對教科書有影響。教科書涉及的都是重大歷史問題，必須有確鑿的科學性。比如我2024年參編的中學歷史教材（七年級上），從猿人一直講到魏晉南北朝，時間跨度很大，所以既要精挑細選，又要科學論證，任何一句話都要仔細去考慮。
我們能證實大汶口文化存在母系社會，但是此前還沒有研究證實老版的教科書（我本人在初中歷史課上學習的）中提到的從母系到父系這樣一個進化過程，畢竟那個理論是人類學家根據(jù)現(xiàn)代民族志和歷史文獻研究提出的一個假說，需要進一步證實，所以我們的教材很早就不再說母系社會和父系社會了。因為這個問題還缺乏科學論證。
即便是我們這項研究，也只能說證明了史前母系社會的存在，但“存在”與“普遍存在”是兩碼事，是否有普遍從母系向父系轉變的一般規(guī)律，更是另外一回事。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別是有了古DNA技術的支持之后。
《中國科學報》：這次研究之所以能成功，似乎不完全靠考古的運氣。
張海：
一方面是要靠運氣，比如這次北區(qū)墓地的發(fā)現(xiàn)。但也不完全是。我們還需要跟蹤進展，對學術問題特別是熱點問題保持敏感，才能了解證明史前母系社會存在的重要性。
我們一直在關注國際古DNA研究。目前國際上的發(fā)現(xiàn)都是史前父系社會，所以很多人認為母系社會只是一種特殊情況。比如，在太平洋一些地區(qū)至今存在母系社會，男性從事諸如深海捕撈的危險工作，家里財產(chǎn)繼承按照母系傳承，等等。
3 考古學需要有思想
《中國科學報》：所以考古學是不是已經(jīng)遠遠走出了靠運氣吃飯的層次？
張海：
我倒覺得偶然的發(fā)現(xiàn)未必帶來很大的興奮，反而是有規(guī)劃的發(fā)現(xiàn)才會真正讓人激動。如果有了學術思想支持下的推測，再得到考古學的驗證，那才是讓人興奮的。
《中國科學報》：就是說如果要做好考古，歷史學修養(yǎng)就必須具備，對吧？
張海：
考古學者需要懂一些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知識，特別是理論知識。因為考古學的最大一個特點是考古學的研究資料都是不會說話的實物資料。而且它們彼此之間是碎片化和靜態(tài)的，需要用歷史學、人類學等的知識去“綴合”它們。
所以只懂得挖東西還不行，還得懂得用其他學科的理論知識來解讀考古材料。這不僅要有歷史學修養(yǎng)，更要有多學科修養(yǎng)，包括人文學科，也包括自然學科。
《中國科學報》：其實考古學家可以站在人類學家或者歷史學家的角度上提出新的理論，對吧？
張海：
有人認為考古學是“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作為歷史學的考古學”，還有人認為是“作為人類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考古學”。這些觀點其實都是在說考古學的材料不能直接說話，都需要其他學科的理論支持。
但這并不意味著考古學只有方法論，沒有認識論?？脊艑W認識論（或本體論）的建設非常必要，是考古學真正與其他學科，包括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能在高層次上對話的重要基礎。
《中國科學報》：那么你理想的研究狀態(tài)是什么樣的？
張海：
為自己的興趣而研究，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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